恒超法师，俗姓冯，范阳人(今北京一带)也。祖、父世修儒道，家巨富。恒超秉承家风，自小攻读诗书，15岁时已通《六经》，尤其擅长《风骚》。所作诗赋，辞调清新，远近流传。后来偶阅佛经，豁然开悟，接受了人生富贵如同泡影，唯有佛教可使人获得解脱的道理，遂出家为僧。

　　恒超治学的特点是把儒、道的思想与佛教教义结合起来，特别重视气节，鄙视名利，保持着淡泊超脱的胸襟。后梁龙德二年(922年)，他来到山东无棣县。此地邻接孔孟故乡邹鲁，他感到很称心，便留住本县开元寺，在寺东北隅另创一院，弘讲经论。一住20余年，宣讲经、论各30多遍。他气度娴雅，举止从容，为当地僧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。讲说时慢声细语，娓娓而谈，用词朴素，态度自然，从来不厉声呵斥，也不故意夸张，结果反而深受道俗敬重，享有极高的威信。

历任官职

　　历任的州官，过往的使臣，敬慕恒超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人格，常常到寺里来拜访。但恒超不愿与这些达官权贵周旋，总是让侍童出面挡驾，推说讲论正忙，无暇接待。这些贵人们吃了闭门羹，惊愕之余，都很恼怒。恒超却毫不介意，始终坚持自己的处世准则。久则久之，受到冷遇的达官贵人们不得不佩服恒超的崇高气节。

门生遍天下

　　齐鲁之间的学者们也常常不远数百里，登门商榷学问，有的甚至前来对恒超的学说提出诘难。对于这些人，恒超无论多忙，都要热情接待，与之坦诚讨论。来客们一睹恒超超凡脱俗的仪容，进而听到他议论风生，参引子史，证以佛理，无不心悦诚服。恒超有时还用诗的形式解答求教者提出的问题。例如有人向他请教《因明》，恒超就答诗一首，辞新理妙，令人叹服。

人物故事

　　恒超的学问日精，令名日著。有一位姓李的郡守，一向敬重恒超的高风，提出要向朝廷上表举奏，请朝廷赐给恒超紫袈裟以示荣宠。原来，封建社会最重等级之分，连穿戴都要严格按照等级分别采用不同的颜色和形制。诸种颜色中明黄最尊贵，属于皇帝专用；臣民则以紫色最贵，朱红次之，绯红又次之，降及平民只能服用白色，奴婢则必须服用皂色以明下贱。出家人脱离尘俗，四大皆空，六根清净，本来可以不理睬尊卑贵贱这一套封建等级制度。但封建统治者偏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推行到佛门中，方外释子也无法超脱封建等级观念，不但在出家五众中划分出严格的等级阶梯，还对王公卿相的拖朱曳紫心向往之。于是，南北朝时已有皇帝赠给某些僧人将军名号和封赐爵位的做法，到了唐代武则天时期，又有赐给宠僧紫袈裟的创举。从此之后，那些身在空门，心慕荣利的势利僧人，便梦寐以求，以获得朝廷赐紫为莫大光荣。郡守李公便是在这样的社会习俗背景下，出自一番好心，自告奋勇要为恒超谋得赐紫的荣誉。没想到恒超完全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俗僧。他视富贵若浮云，对名利避之唯恐不远。听到李太守的意图后，他初尔惊愕，继而哈哈大笑，提起笔来，写了一首明志诗：

　　虚着褐衣老，浮杯道不成。

　　誓传经论死，不染利名生。

　　厌树遮山色，怜窗向月明。

　　他时随范蠡，一棹五湖清。

志向高远

　　表达了为道献身，功成身退的志向。恒超派人把诗送给李太守，李太守看了还不死心，又派人劝说恒超，要他表示愿意接受朝廷的封赐。恒超矢志不移，决绝地说：“倘若再来啰嗦，我就只好避到卢龙塞外(今河北喜峰口以北地区)了！”听了这话，李太守才作罢论。

　　宰相冯道是一位不顾国家兴亡，只保自己高官厚禄的无行官僚。自后唐以来，国家已经一再易姓，而他高居相位不倒。人们鄙视他，他自己却不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他听说了恒超的大名，便来叙同宗，拉关系。恒超对替冯道送信来的使者说：“我是一位闲散之人，早舍父母，誓志修行。本意只想苦行苦修，往生弥勒净土，没料到名字浪传到宰相耳中。请转告宰相，我不敢沾宰相的光，尘世名利于我毫无用处。”弟子们怕开罪于权相，都劝恒超随和一些，最少应在面子上与冯道应付应付。恒超难违众情，不得已给冯道写了回信。冯道得信，越发起劲，上表给后汉高祖刘知远，替恒超求得了一件御赐紫袈裟。恒超接到皇帝送来的紫袈裟，不穿又不行，穿又违背自己私衷，自此闷闷不乐，一病不起，于后汉乾祐二年(949年)春二月卒于本院，时年73岁。

　　五代十国时期，干戈扰攘，人事浮沉，追名逐利者多，守操全节者少。恒超以一介僧人，却能一心弘道，粪土王侯，砥砺气节，终生不渝，为世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终致僧史垂名，警励后世。